来自 军事资讯 2019-05-10 05:00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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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评论:中国经济地理或走向新“弓箭图”

  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正在快速变化,“大范围聚集,小范围扩散”的结果使得中国区域经济结构由在空间收缩中持续密集化转向在空间密集化中持续扩张,且随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动也随之加快,这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

  城镇化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人口迁移,工业化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作为人类历史上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主角,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现状与趋势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空间效益,决定着未来的空间政策导向,甚至也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

  提起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不少人可能会马上想起妇孺皆知的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重点区域,似乎它们就是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代名词。

  事实上,沿海经济带和三大经济圈并不能充分描述中国的经济空间结构。以我国就业密度的空间格局为例,我国最大的就业密度高值连片区是北京、郑州和温州形成的三角形区域,称之为“京豫浙”三角区,其次是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再次是辽中南城市群、成渝经济区,最后是珠三角经济区和海西经济区。

  如果对照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我国就业密度较高的连片区基本上位于海拔较低的平原或盆地地区,如“京豫浙”三角区、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地区,而三个较小的就业密度高值连片区辽中南城市群、珠三角、海西经济区则基本是港口腹地发展模式的产物。

  然而,经济地理的格局绝不是静止的,区域经济的集聚、扩散和融合才是经济地理的常态。

  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给定的区域来说,前期可能是以空间集聚效应为主导,区域差异不断拉大,然后是以集聚效应为主导兼具扩散效应,区域差异继续增大但增速放缓,接着是扩散效应为主导,区域差异开始逐步缩小,区域均衡和融合成为主旋律,但区域的差异始终存在绝不会消失。

  从我国就业密度的分析来看,我国就业密度仍然以集聚为主导,且集聚性在增强。高集聚的区域主要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尤其是“京豫浙”三角区,低集聚的地区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就业密度的两大高值集聚区“京豫浙”三角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将不断融合,未来将成为我国最大的连片高密度就业区。

  从就业重心看,我国就业分布正处于以“京豫浙”为核心,且呈现出空间收缩的态势。而最有可能与“京豫浙”三角区融为一体的是长江中游地区,这两地区的并集将构成我国的核心区。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5到2010年,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展布性也发生了逆转,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扩散现象,就业人口和总人口持续向东南方向前移的趋势依然存在,但就业人口和总人口的重心在向西南方向移动。

  2004到2008年我国整体上正处于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的在空间收缩中密集化的阶段,2005年到2010年间我国则转向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的在密集化中扩张的阶段。这说明我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已经开启并将持续向好。

  不过,区域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不是严格按照所谓的“梯度转移”或“点轴发展”进行的,也不是严格按照人为的片区规划展开的,它是市场力量、政府意志、全域和局域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未来,“京豫浙”三角区将继续扮演我国大型连片的高就业集聚区和人口集聚区,最有可能与“京豫浙”三角区融合起来的是长江中游地区(其中武汉城市群将优先融入,届时北京、郑州、武汉和温州的连线将形成一个半圆弧形状),它们将成为未来我国核心-边缘结构的核心区部分,而东北地区、成渝经济区、珠三角和海西经济区将处于未来我国核心-边缘结构的“边缘区”部分。

  未来我国经济地理融合的趋势,整体的核心区应在北京、郑州、武汉和温州连接而成的半圆形,加上由青岛到郑州连成的线构成了一个新的“弓箭型”,这将是我国全域视角下的核心区。

  与传统弓箭型结构相比,不仅地理范围存在重大差异,而且箭头指向内陆而不是海外,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在于未来中国经济地理结构将主要靠国内市场和自主创新来驱动,而不是过去三十年主要靠海外市场和技术引进为主导的驱动。而东北部分的核心区主要在辽中南城市群,西部的核心区主要在成渝和北部湾形成的两个孤立的小城市群,珠三角和海西经济区是沿海地带的两个重要局域中心。

  因此,在中国经济地理空间的融合进程已经从空间收缩转向空间扩张的新的令人欣喜的历史背景下,在制定和推行区域一体化政策和措施时,一定要注意区域融合的规律和现实,仔细量化、评估并适当推行“一区一策”政策,正视公共政策的全域效应和局域效应,而不是盲目地推行区域均衡或扩散政策。否则,损害的不仅仅是投资的空间效益,而且与真正的空间公平与正义背离,当务之急是要在户籍政策、土地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等方面调整以促进区域一体化,而不是盲目地行政性推行均衡化的发展政策或所谓的振兴贫困地区的战略、政策。

  另一方面,在调整相关政策时既需要先行先试的探索,但同时也需要在试点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最后争取整个制度层面的进步。要避免在试点的区域出现跟风式的、以求得资金、政策的倾斜为目的冒进,应该等那些已经审批了的地区真正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形成一定的模式,找到一定的路径,再来总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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